袁大洋的厂牌

我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说，在进入法律行业之前，我是在工厂里面打铁的。

虽然有玩笑的成分，但之前真的是在工厂每天拖着地牛满地跑，微信步数至少一万步起。当时我的工作内容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售后：装配、维修，每天想着收机器、拆机器、送去检修、弄好之后和减速箱拼起来，再拖到发货区发走。

虽然这个工作内容平平无奇，但我还是很骄傲的，因为从我手里过的机器，被送到了各种各样的地方：港口、机场、汽车制造厂、饮料厂、剧院、游乐场。我在超市随便挑一瓶水，或者在街上随便打一辆车，都可能是由我经手过的机器生产出来的。这个经历让我觉得，从事制造业真的非常有意义。

但是我很快就看见了制造业里针对女性的玻璃天花板。可能是因为体力的原因，在制造业，女性是很难被委以重任的。且不要说什么核心的业务，连技术相关工作都很少有女性的位置。哪怕做了技术相关工作，也会很自然地被推向行政、协调、辅助类的角色。

在我意识到这个事情之后，我就想进入一个男女比较均衡、但又能利用工科背景的行业。然后，我就做了专利代理人。这份工作确实没有太大的体力消耗，而且过去的工作经验，让我在理解技术方案、理解某些行业发展方向的时候，比只有专利工作经验的人要便利很多。硬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，就是我争强好胜的天性没有地方发挥。

于是在写专利的第三年，我通过了法考，开始做诉讼相关的工作。一开始做诉讼，我并没有立马确定知识产权这个方向，那时想的是尽量多地接触各种类型的案件，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。直到执业第二年遇到的一个案件，才让我下定了决心。

这是一个专利侵权的案件，涉案的侵权产品是一个放在路边供市民使用、体积没有很大、也并没有特别复杂的设备。这个案件第一审是在中院审的，我很想当然地觉得中院的法官审理水平应该不错。但让我非常震惊的是，主审法官不懂技术就算了，连专利他都不懂，只是一味地摁着头让我调解。他威胁我说，如果我不接受被告的调解方案，判只会判得更低。我说怎么可能，权利人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调解金额，怎么可能会判得更低。那个时候我以为他是因为不懂、害怕，所以想通过这种方式简单粗暴地结案，所以我很仔细地跟他讲了很多遍：赔偿金额是怎么算的，法律依据是什么，为什么要这样适用——你放心按照我的思路判好了，我绝对不会坑你的。

结果最后他判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的赔偿金额，而且还没有停止侵权。即便我在审理过程中说了很多次，如果法庭认为拆除设备会损害公众利益，那就要相应地提高赔偿金额，赔给我许可使用的费用——结果一分钱都没有。

这个判决我和当事人都非常非常愤怒！但当时我们还能安慰自己：这个法官只是个例，我们还可以上诉。可是到了上级法院，主审法官告诉我：一审判决确实有问题，但涉案金额还没有大到必须改判的程度。
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。只懂得法律的这些人，是没办法理解我们的。他们没办法理解开发一个新产品要像十月怀胎一样的痛苦，没办法理解最后捅破的那一层窗户纸有多么困难。他们更不能理解，多少老板倾家荡产地做研发，把房子都卖了，顶着家人的指责和生存压力，也要去争中国人不比别人差的那一口气。在他们眼里，国内专利都是冲数量的垃圾，不值钱；老外的专利写法都跟我们不一样，看起来就是更高级，就是要给判得高高的。

所以，想要让技术得到应有的尊重，我们就不该把定义它价值的话语权完全出让给别人。又或者说，中国人自卑得太久了，是时候让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，把头抬起来了。

做律师之后，有一次让一个大师看了我的出生时间。我什么信息都还没告诉他，他来了一句：怎么从工厂里出来了？出来了不好，你这辈子要发展事业，最好就是在厂子里。当时我觉得好准啊！但那一刻又有点想反驳他：这么些年，我费这么大劲把自己变成了双证律师，难道是白干了？但转瞬间又冒出来另一个念头——其实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制造业。过去我把一台台机器发到现场，会操心它们能不能顺利安装调试，在恶劣的工况下能不能挺得住，这种担心像是送小朋友去上幼儿园，会担心他有没有好好吃饭喝水，有没有和其他小朋友打架。现在我给客户设计维权方案的时候，好像是一个刚成年孩子的妈妈，会担心他在社会上能否得到尊重，能否实现自身价值，能否完成自己的追求和梦想。

在视角的变换里，我看到了中国制造业从过去的追求质量到现在的追求创新，从用人力堆砌提高效率到依靠技术提高竞争力。除此以外，我更能感受到的，是这个行业的坚持、韧劲，以及实业报国的理想主义。

在过去的一百年里，中国近代工业在战火中几乎覆灭，建国初期从一穷二白开始打拼，改革开放后依靠劳动力优势迅速扩张，到现在面临产业升级的阵痛。中国几十年就走完了别人的两百年。然而，再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，最终也只能依靠平凡人的微光。这每一点光亮，都非常宝贵——让它被看见、被尊重、得到应有的回报。这就是我成为知识产权律师的原因。

来北京参加口审，顺便溜达溜达。暑期的故宫、国博的票比春运火车票还难抢，我说那就去趟地坛吧。我虽然没啥文化，但偏生了铁生老师的滤镜。一场浪漫的约会，从决定去地坛的那一刻开始蠢蠢欲动。

这次口审，我从上个月就开始紧张了。对方来势汹汹，准备了19个对比文件，写答辩意见的时候我就一直叹气：难搞，难搞。等接到口审通知书的时候，几乎是生理性地紧张到发抖——这个口审直接关系到手上正在进行的诉讼案件，压力是真的大。等到了北京，反而没那么紧张了。神奇的是，幸运一直在北京之行中伴随着我：酒店免费升级了房型；不认路又大雨瓢泼手机没电，在网约车接到我的一瞬间，手机关机；本来特别担心的口审，快走到国知局的时候突然福至心灵，在路边吼了几句，开庭发挥得很好很顺利；鬼使神差订错了酒店，结果住着舒服又方便，想吃的东西都吃上了，第二天的行程也很顺。有种被庇佑了、但又不知道是哪位大神出手的感觉。

今儿我打算早上去天坛，下午去地坛。天坛作为皇家严选，果然非常舒服。只是随着游客越来越多，我的感受从安逸到还行到不太行到俺不中了，最后又累又饿，几乎是吊着一口气爬出东门。在红桥市场下随便进了家小店吃卤煮，吃完还是觉得累得不行。我怕坐久了更起不来，便强迫自己赶快去坐地铁。地铁上没坐，吊着吊环几乎要栽过去，等从地铁上下来，心里满屏的弹幕：俺真的不中嘞！！！不行，不能倒在这里，还没到地坛，坚持一下。

从雍和宫地铁站骑小蓝到地坛公园，到了公园门口，轮子换成腿，脚落地的一瞬几乎要跪了。进了公园首当其冲的事儿就是找地方坐下来。公园里有不少椅子，但都坐满了人，我越是往里走，心里的哀嚎声越大：救命啊！就不能让俺坐一下嘛！找了半天只有门球场里有座。在挂着「禁止攀爬」的栅栏外面，我盘算着自己能不能赶在别人阻止我之前爬过去，今天穿的长裙会不会把我挂在上面。突然，一个空的椅子映入了我的眼帘。天哪！空椅子！！！我赶快观察了一下周围：很好，周围没有站立的游客；再扩大观测范围，距离这个椅子最近的站着的人是我——只要我直接过去，这个椅子势在必得！！！！！快冲！我一瘸一拐地对椅子发起冲刺，步幅虽然不大但是稳定，只要保持这个节奏，马上就到了！！！就在我觉得胜利在望的时候，身后传来「哒哒哒哒」的脚步声。我还没来得及回头，一个年轻女孩小碎步跑步超过了我，抢先一步坐在了上面。不要啊！！！！该怎么办？我心想要不和她拼个座吧，椅子够大，足够坐三个人，她应该不会拒绝吧。我心里正这样想着，她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开始坐在椅子上做肢体幅度很大的夸张可爱动作。不是，这是在拍照吗？我看了周围，她并没有同行的人，也没人在给她拍照，这是做甚？算了，既然如此，就再继续找找吧。正要沮丧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，前面还有张椅子！真是意外之喜，我脸上荡漾起几乎如痴汉一般的笑容。等走近了，发现椅子上放了本《我与地坛》。

在地坛公园读《我与地坛》，讲究！我估摸是谁忘在这里，不如读两页等着他来找，便随手翻了起来。扉页上赫然写着：「文字有这样的力量，让我们将高墙，望成海。请留下我。」什么叫，将高墙，望成海？我抬头，眼前是院墙，一瞬间反应过来：这堵墙，就是被幻视为海景的网红打卡点。如果不是刚刚突然出现的那个人，我就会坐到旁边的椅子；如果不是那个人做出奇怪的动作，我可能会和她拼座。而冥冥之中，好像有力量在牵引，将两个读者，带到了铁生老师的同一车轱辘印面前。我将此理解为，铁生老师安排的隔空同担面基会。真浪漫啊，铁生老师。还得是你啊，铁生老师。

说到铁生老师，就绕不开生和死的话题。中国人忌讳说死，把死视为生的对立面：死了，就什么都没了，所以死是坏的，不能说死。还记得小时候，爷爷奶奶非常忌讳我把任何浅色的东西放到头上。12岁的时候妈妈买了个米色的小羊玩偶头花给我，被爷爷奶奶念了很久，不让戴。中国家庭几乎没有死亡教育，第一个大大方方和我们讲死的，是出现在高一下学期语文课本里的铁生老师。「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」人活着，就注定会死，有了生才有死。铁生老师讲明白了死，就开始讲生的问题。高一的时候不懂，对文章的理解勉强能应付阅读理解作业。他好像说了，又好像没说。我是物化生，这题超纲，我解不了。也许我们笔头上写不出，但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地身体力行解这道题。

2018年的时候，我考过了法考，松了口气，觉得日子可以好起来了。鬼知道噩梦才刚开始。11月30日那天法考放榜，12月一整个月工作忙得要死，元旦我们所突然被要求提前搬家，放假也不安生。1月4日那天我们上了半天班，新装修的办公室味太大，回去居家办公。被装修气味熏得晕乎乎的我睡了个长长的午觉，刚一醒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。我妈说，家里出事儿了。事后再看，那个午觉好像把我的人生割裂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：前半段是纸糊的假象，后半段火苗打着卷将纸吞了去，露出了它原来的样子。

家里的事情简单说，就是爸妈一直骗我家里没钱，不让我继续上学、不让我搞事业、说我已经是个废人了、叫我早点嫁人卖个好价。没钱是假的，但也是真的——我知道的时候已经败光了。「既然你要当律师，就把家里的钱先要回来吧。」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人是来不及悲伤的，忙着算账、忙着求人。简单的案子我自己做，复杂的案子求同事帮我做。他们捅的娄子，我前后忙了三年，能输的都输了，赢的执行不回来。我求父母一定不要再做的事情，他们又统统做了一遍，家里的情况雪上加霜，爷爷也含着遗憾走了。事情都处理完，我劝他们好好生活，我妈说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怪我。

在地坛公园里溜达的时候，我突然想：那段时间，怎么没有想起来要读铁生呢？好像顾不上，也应付不来，只能用最本能的反应去应付生活。特别难过的时候，我会认真给自己烧饭，就着鼻涕眼泪大口大口往嘴里塞；状态稍微好点的时候，我就静下心来，捕捉宁静和喜悦的感觉。十几年前学的课文记不太清了，那股子劲儿倒是一直留在了我身体里：无论如何都要好好活着，无论如何都别放弃自己。生命没有意义，也别赋予它意义。个人只是生命长河里的一滴水，别沮丧，别绝望。这滴微不足道的水，总有消逝的那天，但不是现在。不好好地活，那便和死了无异。既然总归要死，那就好好活着。好好活着，好好活着。

晚上终于到家了，一天暴走了两万六千步，累趴。洗澡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书上写的那句「留下我」，不会是说把这本书一直留在地坛那里吧？这可咋整，太冒犯了，我还给拿回来了，得想办法再放一本回去。不对，最近北京总是下大雨，这书就算不被雨淋，也会被保洁人员拿走，不妥不妥。那就把我和《我与地坛》的奇遇故事，以及生命的一点思考，分享给更多人吧。铁生老师赋予我的力量，我就再加一把火，将这力量传播给更多的人。这力量不属于铁生，不属于我，不属于任何人，但又属于任何人。正如铁生老师所写：「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。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，大可忽略不计。」生命的壮美恰在于此：它不断死去，又不断重生，如同地坛的砖缝里年复一年冒出的新草。生生不息。

最近王虹获奖的新闻，让九亿少女都为她的成就欢欣鼓舞。我突然想起来很久远的一件事。初中毕业时，我初中三年的数学老师单宝珍老师，很认真地跟我说：袁溪洋，你大学一定要学数学！

单老师一直很为我操心。初一的时候成绩只是一般般的差，到初二上学期变成很差，初二下学期突然开窍、无缘无故地好了起来，初三上学期又不行了，她特别着急，到初三下学期又莫名其妙地冲上来，好在最后中考考得很好。当时她一定是怀着欣慰又骄傲的心情，嘱咐我要学数学。

可惜的是，高中三年我数学巨差，脑筋一直没转过来，课业压力重，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独自消化，最后高考也是稀巴烂。好在得了高中班主任杜老师的真传，靠着英语续了命，才勉强上了个双非一本，学了热门的工科专业。大学的时候学了高等数学、线性代数和工程数学。高数还挺难的，但成绩也还行；到了线性代数，突然觉得这玩意有啥好学的，最后考了九十几；等到了工程数学，难得一比吊糟——所有东西都在极坐标系里面展开，然而所有的数学表达都对应了实际工程中的场景，抽象的数学问题变成了解决实体问题的方法，体内的数学之魂突然熊熊燃烧了起来。那时候又兴奋又难过：这把火怎么不在高考前烧起来，现在燃起来又有什么用！总之，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学数学。

即便是高中三年数学差得稀巴烂，我对自己的定位依然是：数学很好。

然而后续的工作用不到这些知识。我对于数学最多的应用，是在风险代理案件调解时——对方报一个数，我能在电光火石之间算出来当事人可以拿多少钱、我可以拿多少钱，相较于之前的方案当事人变化的金额是多少、我变化的金额是多少，算上付款周期和利息，当事人划不划算、我划不划算。别人在计算器上还没敲完这些数字的时候，我会直接把计算结果说出来。他们大多会称赞：袁律师你算得真快！是啊，我当然算得很快。这是老师、家长、自己，这么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。那么多人的心血凝聚在我身上，当然不一样了。

第一次觉得数学很难，应该是在五年级。明明上课都在听，可考试就是完全不行：别人都是95往上，我只能考六七十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也很绝望啊！！！那时候带我的，是汤素华汤老师。汤老师个子很高，皮肤白，长得漂亮有气质，人超级温柔。当时她可能有点生气，觉得我没好好听课才会跟不上，但在我不会的时候，又会收拾起情绪，非常耐心地教我。有一次随堂练习，多位数的除法，怎么就算不对。那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其他同学都走了，同行回家的同学陪着我，试图教会我，但我听不进去，还在那特别笨拙地算。算错了交过去，她说错了，把本子还给我，没有责备，没有不耐烦，只是平静地在旁边等着。我拿橡皮擦了，又写一遍，她说不对，再还给我。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次，已经到了平时到家吃饭的时间，我才算好。过了很久，在某次大家都说难、我觉得很简单、那肯定是我感觉错了要完蛋的月考中，我考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。汤老师非常开心地表扬了我当年来来回回改错题的事迹，臊得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又到后来，临近小升初考试，我在我爹的指导下，考试的时候用了初中的知识点，监考的汤老师瞄到我的卷子，开心地捧住我的脸左右摇了一下。那时候她一定很开心很欣慰吧。

回想这些，真的很愧疚。他们那么用心地教我，最后我却没取得什么好成绩。最近每当没好好学数学的愧疚涌上来时，我就会思考现在工作的正当性。怎么想都觉得——我真是天选的律师啊！！！逻辑思维够用，奇怪的工作经验够多，偏偏还生得牙尖嘴利，急眼的时候能随地大小演。最近在听史欣悦的《高维沟通课》，里面好多技巧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跟师父学的。也难怪，我真的好喜欢做诉讼！越是激烈的对抗越是兴奋，越是复杂的情况越是蠢蠢欲动，即便处于特别不利的情况也会暗示自己：王卫东的徒弟没有孬种。那些偶尔冒出来的自信或者是强行给自己打的气，陪我穿过了迷茫的日子，到现在凝聚成了对这份职业的笃定。如果拿这些理由去论证我没有学数学、而是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好像也能和单老师解释和交待，她也会理解我、支持我。这样想，心里就会好受一些。

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特别在学生的身份里，会自然地去模仿老师，越是对自己觉察，越是能发现各个老师的影响。虽然我这人没啥本事，但运气真是顶呱呱的好啊！！！从一点点大到三十多岁，从课外班到学校，从学校到职场，在所有的场合、所有的时间段，都有贵人相助，硬是给各路恩师拉扯得人模人样。说到这个，今天在律协上课，因为上课接话，授课老师猝不及防地夸了一句：你可以哦！授课结束后又掏心掏肺地教授了自己的创收秘籍！随便出门上课都能遇到仙人指路，这运气真的没谁了！回家的路上，我问自己：你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？向上攀登的路是有困难没错，但你不也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帮助和支持吗？那么多人抬着我，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，回馈社会，这才算是能量守恒，没让他们的努力白费。

对于单老师的期望，我心里很清楚，她一定不会责怪我。无论我废柴成什么样，只要尽力了，她都会为我骄傲。那份愧疚，无非来自于我对自己现状的不满意。与其在愧疚中内耗，不如干点实在的事情，多创造点价值。

无论怎么回忆，时间都太长了，能记住的事情不多。初二上学期期末考完，单老师在讲台上点名发卷子，她把卷子拿给我的时候说：你应该能做得更好。我们每次上课前都要喊人起来总结上一节课的内容。寒假回来第一次提问，我就被叫起来，但讲得磕磕巴巴，那时候我好懊悔，心想下次一定要讲好。终于，有次上课我准备好了，也提问到我，但却因为和同学互动没让我讲完。那时我好着急，好想证明自己的进步。后来，我考了很多个第一名和满分。一开始是想向单老师证明，之后变成了对自己的挑战——我倒要看看，自己的边界在哪里。再后来，做很多事情的动机，都变成了「我倒要看看，自己能到哪里」。

不知不觉写到了半夜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。不知道这篇文章能不能让单老师看见。大概能吧，世界这么小。按理说写到这个地方，应该很煽情地发表一下祝福，然后收尾。我写不出来，我害羞。反正，她都懂的。我也懂的。哎呀~理工科的莽夫整不了这些。就这样吧~

端午节放假回家，久违地和朋友约了顿饭，才惊闻我当年的白月光初恋哥，他老婆时至今日还在到处骂那些觊觎她亲亲老公的女人们，其中也包括我。

我就说呢，高二他俩刚官宣的时候，我的电动车胎怎么在大雪天一周破了四次，不下雪就不破，害我那几个晚上都在雪地里硬走两个多小时才到家。当时帮我推车回家的同学提醒我是不是得罪人了，修电瓶车的老板也强调这是人为所致。我心里有答案，但觉得不能恶意揣测别人。好嘛，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，今儿算是给老娘破案了！

说实话我也挺诧异的。快20年前的事，大家的生活重心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我职业身份都变更了四轮，喜欢的男团从韩流鼻祖追到五代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她还是和高中一样，像一朵太阳花。她真的超爱。

也是巧了，我这个职业，见多了各路「娇妻」，对这种事儿也有点自己的理解，今儿就说来给大家当嘴替。

在男权社会，女人如果想获得成绩，需要付出比男人更大的代价。这个社会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，把她们往下拽。这种阻碍不仅来源于男性，还来源于女性本身：母亲教育女儿要相夫教子，七大姑八大姨指点老姑娘会嫁不出去，年轻女性恨嫁——这些群体意识埋下「女人还是要嫁人」的种子。然后男性再煽风点火：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」「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」，劝说她们放弃竞争。在这种社会舆论下，部分女性接受洗脑，通过婚嫁逃避个人奋斗，掌握在女性手里的资源逐渐减少，男权更加稳固，女性权益进一步压缩。为什么很多男人大骂捞女、盛赞贤妻良母？因为前者借力发展自己，后者牺牲自己。

所以呀，不以相互成就为目的的婚姻关系，都是耍流氓。

这么说来，「娇妻」的愤怒也容易让人理解。她们放弃了发展自己，和配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，无法进行正常的价值交换，又因为长时间懒惰失去了奋斗的心力，只能对内进行情感勒索，对外提防假想敌，以维持婚姻所带来的生存资源。即便自己的配偶不爱了，她们也没办法责怪对方——因为她们心里最清楚，不爱是因为自己懒惰而丧失吸引力。她们无法承认这点，只能把矛头指向假想敌们。相应的，疯狂的「娇妻」背后，也伴随着一个看不见对方、不愿鼓励对方成长的冷漠的男人。

毛主席当年一句「妇女能顶半边天」，把女性的独立人格权完全还给了我们。女性能直接参与社会活动，不再依附于父亲、丈夫、儿子。在东亚社会，这是何其的幸运。现如今却有人把权利交出，不知是社会的倒退还是个人的悲哀。

很多年前，我因为学习压力太大而爆哭，初恋哥安慰我：女孩子不用太努力，差不多就行。当时我哭得太喘，找不到气口说话，但心中OS：我家又没少交学费，为什么不要太努力？少年时的这一点分歧，就注定我们不是一路人。

我不是绕着别人的太阳花，我是太阳本身。也许我不够炽热、不够耀眼，但我自己能照亮前路，不依赖任何人就能到达想去的地方。女性的价值从不该由婚姻定义，更不该因他人的围剿而折损。我们不是攀附的藤蔓，而是扎根的树。风来，枝叶轻摇；雨过，挺拔依旧。这才是真正的力量。